暗器 // 吕虎平
[随笔] 《篇十二》后记
一直想踏踏实实写点文字。什么是踏踏实实的文字，这似乎又显得极其抽象。我所说的踏踏实实，是指写出与我自身以往不同的文字。对我而言，这也是一种挑战。已经娴熟了一种表达方式，要想突破，甚至背离自己，的确有一定难度。这么多年写下来，我一直在尝试着做着某些调整，力求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写作路径。说实在的，文字这东西，总是需要新的建构，哪怕呈现出微弱的亮光，也会彰显文字本身的力量。
完成这一组文字，有一个过程。这个过程有迷茫，也有敞亮。它们推动着我，有时踟蹰不前，有时又铺垫得绵密迟滞。从最初追求语言的华丽，到现在的回归本真和质朴，让我触摸到了拽着棉织品和拽着丝织品不同的质感和温热。让文字飞扬起来，需要写作者做好各方面的准备。
我对所谓的思想，有着本能的警觉和抵制，就像身上捆着一团绳索，扯也扯不清，越理越乱。到了异乡，一切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开始松动了。我无法把自己放得那么高，无法思考我与这个世界的真实关系。甚至觉得，我们曾经用一生追求的东西，在悄然离我们而去。卡夫卡说：“好像我在过着一种很活跃的社交生活，实际上，我的四周是寂静的，不过也从来没有太寂静。”
得知父亲摔伤住院，我的内心是恐惧的，也是酸楚的。我怀疑父亲这次会不会就那么去了。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，所有属于他的零件，已经老化、锈钝、磨损，经不起折腾了。我远在他乡，不能守候在身边，我内火攻心，口腔溃疡，身上也出了不少斑点。到了成都，却没了写作的灵感，一片空白。父亲住院期间，突然有了写作的冲动。与作家王渊平聊天，期间说到我的想法。作为长安老乡，王渊平是我非常敬重的作家和兄长，他听了我的想法，很是赞成，还提出了一些建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一气呵成，完成了《折腾》一文。发给黄海，黄海用了三个字“没想到。”并且推荐给由他主持的一家杂志的散文栏目。也许是因为两年来，没有写出像样的东西，这篇文字对我算是一种安慰吧。
我有时在想，作家是什么？作家其实就是裁缝。这个裁缝需要在生活中，或者在生活的夹缝中，捡拾常人认为无用的边角废料，把它们撺掇起来，裁剪成自己适合的服饰。起初写《青春祭》，原打算写一个系列，第一篇是青春侠义，第二篇是爱情岁月，第三篇就是现实生活的错综迷茫。完成了第一篇，却没了再写下去的冲动，留下一段遗憾，或者残缺。残缺的美，也许才是最美的。断臂维纳斯正是因为失去了双臂，才孕育了具有多种多样可能的生命之梦。一时的冲动，对写作来说是靠不住的。现实未必就是我们日常所看到的一面，他还有更复杂更深邃的一面。
事情往往是这样，近观反而模糊，远离才会更清楚。远离故乡，让我对过往反而作了更多思考。一个写作者，只有心中装着故乡，才有可能超越故乡本身，才会得到神示的力量。远离故乡不是逃离，而是让思想回归人性的本质，回归原初、善良、纯净和活力。元旦前回长安。风很大，一场摇撼巨树的风，宣示了冬日的降临。乱云在枯涩的超过想象的老槐树的枝杈，像海浪的泡沫般涌出，苍凉，枯槁。到处都是难以抵御的寒冷，河堤、田垄、道边，一丛丛枯草，随着无限的风速抖动着。抬头望天，灰蒙蒙的，是一片令人生畏的庄严。母亲有慢性气管炎，每到冬日，她就咳嗽，无休止的咳嗽，歇斯底里的咳嗽，让我揪心。母亲年近八旬，她的身子骨已大不如前了，随着咳嗽，伴生性感冒，也会随之而来。在西安的时候，我会提前备好日常用药，送回老家。现在，我远在成都，这些事情只能交由两个姐姐了。到了成都，我怕在不适当的时间，接到家人的电话。什么时间适当，什么时间不适当，我没有仔细想过，只是，家人的电话，让我条件反射地牵挂父母的安康。一个人判断事物的条件和方式，潜意识里受生活环境和阅历限制。自小生活在困顿的、受人欺辱的家庭，我担惊受怕，谨小慎微，内心里又有一种压抑的反叛和不屈不挠。
春节回家，父亲的手术恢复得非常好，像是一场奇迹，让我惊喜。仅仅一个多月，竟然拄着拐杖，能下地走路了。今年，母亲奇迹般没有感冒和咳嗽。这让我的内心，升起了一道亮光，像是停驻在远天的一道霞光。十年前，父亲摔伤了右腿，在县医院做手术，本来手术还成功，刚刚好起来，父亲再次跌伤，在原位骨折，没能治好。父亲住院期间，主治医师说，父亲先前摔伤的那条腿，还有治愈的希望。我和大姐商量，等父亲左腿好了，再去医院，给父亲做手术，希望父亲能甩掉拐杖。说来说去，那时还是穷呀。父亲第二次摔伤，需要换股骨头。我刚刚买了房，手头紧吧得恨不得从牙缝里挤钱出来，实在拿不出高达十万元的手术费。现在想想，还是没能尽到儿女的孝心。为了父亲，我应该做什么？这是做儿女最应该清醒的地方。每次听歌曲《父亲》：“这辈子做你的儿女/我没有做够/央求你呀下辈子/还做我的父亲”这几句歌词，总让我泪流满面。
儿时的经历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，它让我对周围的一切充满怀疑、惶恐和不安。我有时在想，写作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有人受了苦，就把这苦当成了负担，更多的人会把负担变成包袱驮着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家里困顿。四合院的大房，从中间垒一堵墙。一半留给我家，另一半分给别人。粮食没收了，家人穿的衣衫没收了，被母亲藏在炕洞的钱也被搜出来了，埋在猪圈的金器银器也被挖出来了。我们家的生活彻底跌入深渊，陷入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顿。大多时候，我们家都是靠稀粥、红薯和酸菜充饥，至今，我怕吃红薯，怕喝玉米南瓜粥，怕吃酸菜。看到了，肠胃就本能的条件反射，一股酸水反刍而出。四十年代中期，一个逃跑的国民党壮丁，被追赶到我们村子的时候，被爷爷救下，藏在地窖里。七十年代中期，他带着儿子来看祖父。祖父早已作古，面对曾经富有、排场，如今已家徒四壁的房子，他跪在地窖边放声大哭。地窖旁有一株高大的椿树，一只寒鸦在枝杈间“嘎嘎”叫着。一个男人的悲戚，更让人揪心。第二天，他让儿子背了一袋白面，赶了十多里路，从户县老家送过来。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，我们家能顽强的生存着，一半是靠母亲的精打细算，另一半，是靠亲戚朋友的暗中接济。我家被抄没的时候，在城里工作的姨奶听说后，一夜白了头。她请假赶回乡间送来粮油，却被工作组再次没收了。那天，下着大雪，鹅毛大雪纷纷扬扬，好像带着世界上所有的忧伤。在我的生活中，有过几次惊险的遭际。我在《一个人的编年史》中写到：在我弯腰系鞋带的瞬间，一声压抑的尖叫，伴随着玻璃碎裂的声响以及哗啦散开的玻璃渣，像晶亮的碎银散落一地。我瞪大了惊愕的双眼，心底抽出一口冷气。我经过的酒店，一块窗玻璃悬空落下，几乎从我的发梢划过。要不是我低头，或者往前多走半步，我无法想象，迅速滑落的玻璃，撞上我脆弱的脑门将是什么样的结果。另外的一次惊险，没有写入文中。在我十岁左右，母亲为了多挣工分，夜晚去大集体的玉米地浇水。我陪母亲，也是给母亲壮胆。漆黑的夜，异常冷清。除了流水的声音，夹杂着蛐蛐的鸣叫，什么也听不到。我拎着马灯走在母亲前面，看着垄沟哗哗流淌的水。受水的冲蚀，地中央奇迹般陷落一个大坑。要不是母亲眼疾手快，我会随着陷落的泥浆，跌入深渊。母亲一只腿已滑下去，另外一只腿勾着玉米秆。此时，不知是我拽着母亲，还是母亲拽着我，我们母子俩就这样拽着。那是一个陷落的墓道，要是滑下去，不知是什么后果。不知是墓道的阴气，还是母亲受到了惊吓，第二天，母亲病了。对于某些事情，你也许擦肩而过，并不经意。但人生就是这样，命运也是这样，许多人、许多事也是这样，与你擦肩而过。它们像散碎的串珠，从身边一次次滑落。明天是今天新的开始。明天是不存在的，假如你一直在依靠明天，或者依赖明天的恩惠，那你的今天注定是虚无的。有时我想，人其实应该需要点主动精神，被动地接受，只能将苦难无限放大。人生最伟大的目标在于行动。劳作的汗水远比旁观者同情怜悯的泪水美丽。
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问题，人的嘴巴是用来干什么的？除了吃饭和说话，到底还有什么用途？这个问题回答起来，看似简单，实际，问题的本身就是问题。知道的，人人都能回答，不能回答的，只能意会。比如有些人用它咬人，像疯狗一样，此时，嘴巴看似紧闭，其实，它的狠就在嘴唇紧闭间。还有，嘴巴也可成为哭泣的辅助，伤痛欲绝的时候，嘴巴是裂开的。咬紧牙关，往往是悲从心头生。
我经常梦见自己在一条阴暗的巷子行走。云影和树影，掩盖了巷子的污秽。周围到处是被破坏的土坯房子，昏黄的光线透过树隙，打在土墙上。走了一段路，巷子会变得越来越狭窄。或者，一股黄泥汤，从身后滚滚而来。我拼命地跑啊，跑啊。突然间，就跑出了巷子，眼前是一片开阔地。记忆的画面在这个时候寂静地铺陈开来，脑海里充斥着散乱的思绪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原本属于我家的宅基地物归原主。拆除旧房的时候，窄逼的院落，飞扬着灰尘。土坯、砖瓦和锈蚀的木椽，散落一地。母亲站在院中央，望着天空，我看到两行泪水，在她的脸上滚动。
我对端着架子的写作，保持高度警觉和怀疑。在云端，总是虚幻的、飘忽的。无意识的写作，也许才是最大的意识。只有身体向下，才能站得更为稳实。有谁好像说过，与科学相比，文学最大的用处，其实就是它的无用。我想，文学的重量和力度，应该隐藏在文字的背后，隐藏在生活的摩擦力和真挚的情感之中，通过对梦想的建构来解脱内心的焦虑、无助和孤独。在无意识的写作中，成为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录，甚至拯救了人类精神的苦难和社会信仰的失落。当然，文学记录历史，与史学家记录历史有着本质的区别。文学的历史是碎片的、随意的，甚至是反历史、反自我的，包含着作家的热爱和良知。我们通过李白的《将进酒》和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可以感知什么是盛唐气象，什么是社会衰败。我们通过巴尔扎克等一代作家作品，能感知到资本主义社会血淋漓的现实。马克思评价席勒的作品，是时代的传声筒。一个有质感、有重量、有张力、有温热的作品，不仅仅是个体的文本，更是一个时代的公共记忆。
维特根斯坦说，我的语言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。从纵深维度看，被词语指涉的领地就是被征服的文学的疆界。征服是军事战略的收官，未必就是战争的目的。同样，词语的指涉也是文学问题被最终呈现出来的方式。公元前47年，在欧洲和北非所向披靡的凯撒大帝剑指西亚，并用最为精简、最为急促有力的拉丁文语词，向世界宣示他的雄心和野心：“我来到，我看到，我征服。”如果说，凯撒的捷报，暗示了军事家的权力核心。那么，语言的指涉，则是一个作家试图勾勒出文本的话语核心。诗人欧阳江河在《玻璃工厂》中说：“我来了，我看见了，我说出。”诗人用一个知识分子的胸襟，一个诗人的情怀，将凯撒的“我征服”演绎为“我说出”。这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，诗人的说出，是文字的力量，对这个社会的另外一种“征服” 。无独有偶，在笛福的长篇小说《鲁宾逊漂流记》中，当主人公为凌乱的岛屿赋予某种秩序的时候，他为这种行为的福音感到自信和自豪：“这是我的工作，我在执行，在创造。”然而，他发现了海滩上出现的赤脚足迹，这种全然陌生之物，将他彻底抛入恐惧和噩梦之中，他由此承认在秩序井然的孤岛之外，存在着茫无边际的、绝对陌生的世界。史学家和文学家们势必会认为那些陌生之物既然走过，便不会再来了。这也是现代学术及其权威体制成立的虚无前提。《篇十二》也许仅仅只是海滩上的一颗沙粒，放在那里，等待并迎接陌生人的足迹。
整理这本册子的时候，正是冬日。蜀都阴湿寒冷，我的家乡正飘着大雪，严寒刺骨。父亲躺在老家的土炕上，母亲半夜起身，给炕洞填满锯末、秸秆，以保持土炕足够的温热。按照我的喜好，将这些文章排好序，并认认真真订正了许多章节和文字，窗外已是海棠初绽，梅花飘香。春天来了。太阳升起来了。春天不是一个遥远的存在，它是一个季节，它给予我们的一直是受用不尽的生命运动的永恒主题。在这个季节里，我们尽可以将过去所有岁月中的不幸与磨难抛到生命之后，重新赋予生命一种全新的意义。坐在电脑前，舒一口气，重新检点我的文字，我突然发现，写作是一件多么快意、多么酣畅的事情。当我在对自己文字做自我检点、自我剖析，感到自我惭愧的同时，这本册子，让我对写作更多了自信。毕飞宇是在国内唯一让我感动，或者说，契合了我阅读需求的作家。让我用毕飞宇的话作为我后记的结语：“还是不要忙着惭愧，不要忙着自信。”
是为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