暗器 // 吕虎平 -尊龙凯时app

一

秋雨穿透1976年，像一道烙印，存留记忆中。那一年，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，以我十岁的阅历，能感知肩膀上的柳条筐装满猪草的重量，却无法掂量出这些事件的分量。冬天还未退去，春天姗姗来迟，像交战双方，僵持着、对垒着。一方已精疲力竭，不愿恋战，一方又稳坐军帐，不愿迎敌，压根儿要拖垮对方一般。唯有罗汉草和蓑草，被灌注了巫术的神力，以自然的力量，冒出浅浅的绿芽。先是一丛一丛，继而连成片，像万千奇兵，从天而降。读《神农本草》，始知罗汉草又叫菥蓂、苏败酱、遏蓝菜，具有清热解毒，排脓破瘀作用。

我有过两次记忆最深的采药经历。第一次是采白蒿。二姐突然患上急性黄疸肝炎。这种病来得迅疾，不消半天功夫，二姐的脸色、眼白便呈蜡黄色。二姐刚过十岁，性格像男孩子，总没有停歇的时候。此时，二姐不想跑动，不想说话，时常耷拉着头，见着小凳、草垛，就软了身子。即使没有可坐的，走着走着，她就地蹲下去，顺手捡一块石头，半块砖垫在屁股底下。母亲发现不对劲，她清楚自己的孩子。后来，每每说起来，母亲就一脸自豪，说是亏得自己发现及时，说是父亲就是木头，从来不关心孩子。后来说起来轻松，但我知道，母亲当时有多惊慌、无助，她急忙带二姐去镇医院看医，抓了几副药，医生说不打紧、不打紧。母亲这才松了口气。医生叮嘱，配合这几副药，再到田垄沟畔采白蒿，熬汤，放白糖，既可预防，也可治愈黄疸病。白蒿遍地可寻，但那时的白糖限量供应，只有医生的批条，才能多买一二斤。拿了医生批条，母亲在镇供销社买了三斤白糖。那年春天，我几乎天天采摘白蒿。采回来，母亲熬汤，非得让我和二姐一起喝，喝得我见了黄汤水，就本能的反胃。自从大哥生病落下后遗症，母亲就有了病源恐惧症，一旦有什么病流传，母亲就恐惧，必定要给我吃药预防。防疫药丸往往做成糖衣，甜甜的，母亲把它叫糖丸。我已过了吃糖丸的年龄，但母亲总要去村医疗室，给我索要。村医知道母亲的心思，只是笑笑，但从来不难为她。那时把乡村医生叫赤脚医生，赤脚医生看到母亲来，总是无奈地摇头，但他最终还是会将药丸递给母亲，而且总是带一句，下不为例。在我小时候，吃药丸就是家常便饭，提起吃药，我本能地恐惧。

第二次是采罗汉花。我要去临潼看兵马俑，想到花钱，母亲没有同意。我们家实在太穷了。因为穷，母亲太会过日子了，一分钱舍不得花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正因为她老人家过日子狠，工于盘算，才能将一个行将没落的家庭，支撑下来。1966年春节前，我家被抄没，只留下两间厦房和半间上房，用家徒四壁绝不为过。最让母亲深受打击的是，工作组给我们家仅留的十斤白面，也被小偷偷去了。在那样的年月，内外交困，常人谁能承受得起？母亲第一个念头就是一了百了，寻来一根麻绳打算结束生命。我时常和母亲开玩笑，多亏你自杀未遂，否则，哪里找这么孝顺的儿子？因为，过了十天，我降生了。我降生在这样一个灾难深重的家庭，从小被苦水泡大，我理解母亲生活的不易。上班后，我领了第一份工资，大部分交给了母亲。我唯一的想法是，多挣钱，赡养父母。

我提出采摘罗汉花卖钱补贴看兵马俑的花销，母亲才勉强答应了。学校组织参观兵马俑，我不能脱离群体，也怕脱离群体。村里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、打闹，我既羡慕又嫉妒。他们不接纳我，摒弃我，嘲笑我，愚弄我。童年的记忆，对我来说，像一场灾难。因此，学校的集体活动，我不能掉队。兵马俑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，门票只有五分钱。在华清池边，我花了7分钱买了一碗臊子面，跟臊子面一块进入肠胃的还有祖母烙的锅盔和腌制的咸菜干。家乡的土地贫瘠，麦子长得稀稀落落，收成欠缺，但水萝卜却长得水灵、肥实，像幼儿浑圆的胳膊。萝卜收获季节，家里堆得像山一样。祖母将一部分水萝卜储存在地窖里，将就一个冬日，另外一部分用刀花开，晒干，腌制成萝卜干。我最爱祖母腌制的吃萝卜干了，咬在嘴里，嘎吱嘎吱响，筋道，有韧劲。一碗稀粥，一碟萝卜干，一碗稀粥，一碟萝卜干，总是吃撑的感觉。那时候，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，能吃上锅盔和咸菜干，已经不错了。我有一个同学，时常吃黄色的玉米饼和黑色的面疙瘩。花钱最多的应该是照相。到底花了多少钱我已没了概念，但母亲给的二元钱，好像还剩了一大半。可惜，那几张照片，因为后来多次搬家，丢失了。其他东西丢失了，都可以补救，唯独青春记忆难以找回。

那年夏天，村里的磨坊着火了。那场大火烧了整整一个晚上，直到黎明，还有“噼啪噼啪”的声响。磨坊曾是我家的酒坊，被抄没，改作磨坊。那场大火，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喜悦，在我饱受欺辱的内心，燃起光芒。当然，这种小插曲犹如命运的弧线，在不经意间少有的波动，不可能在尚未涉世的我的内心，激起涟漪。我很快忘了这件事。那一年，整个村子的悲痛和压抑，残存在我的记忆中，掩盖了磨坊着火给我带来的欣喜。有几次哀乐响起，像是从天际压来的云团，笼罩在村庄上空。我已经十岁，我比同龄孩子似乎更早懂事。元旦刚过不久，我去河边拔猪草，突然听到哀乐，继而广播里传来的消息，让我惊诧。和村人一样，我内心涌出了抹不去的悲伤和苦痛。之后，还有两次这样的哀乐，让我张口结舌：我以为，唯有普通百姓，才能死去，他们万寿无疆，长生不老。那种感觉异常强烈，现在想来，儿时的想法天真幼稚，但也有对神的向往。那时，他们在神坛上，神圣不可侵犯。当连绵的秋雨包裹了整个秋天，一场更大的灾难席卷了全国。唐山大地震了，整个中国摇晃了，国人再次沉浸在巨大的悲悯中。我们住在玉米杆搭起的防震棚。白天，大人们忙碌着田里的庄稼，孩子们不用去上学，不用为吃喝发愁，我们欢乐着、疯狂着。学校停课已经一个多月了，我们围着防震棚捉迷藏，天天像过节。无论谁家有好吃的，都有孩子们的份。因为地震，人们变得善良和大度了。我去同学家的防震棚，他母亲将一颗苹果切开，分给我们一人一半。之前我去他家，他母亲将一只刚要递出的苹果慌忙藏在身后。这种记忆是酸楚的，也是温馨和甜蜜的。

前一年春天，我穿着白色绸缎的衫裤，扎红绸带，扭大秧歌，去镇街迎接红宝书。镇子叫细柳镇，是周亚夫屯军的地方。镇街中心有一所中学，是古庙改建的，庙叫府君庙，唐朝就有了。庙宇建筑高贵典雅、雍容大方，我打小就喜欢。每次随母亲赶集，总要站在大殿前，看廊柱攀龙附凤，看屋脊上从飞檐向中心依次排列的各种雕刻精细的动物，有公鸡、大象、猴子、狮子之类，还有不认识的动物。小学毕业，我考上这所中学，与它们朝夕相处。可惜，前几年，翻修校舍，拆去了古典建筑，盖起了几栋高楼。我在散文《我与府君庙》中写到：“府君庙已经成为我生活空间的一部分，记忆着我过往的生活世界，它几乎构成了我早年的精神传记。它独特的格局、它自然的心性、它独立的品质，已经不自觉地渗透到我生活空间的每一部分和每一个细节当中。”拆去府君庙，我便和它没了干系，我曾经留下足迹的角角落落，找不到去向，从此，没了我值得说起的曾经。

那天，我们在欢快地锣鼓声中，一路上蹦蹦跳跳。我不知道红宝书是什么？班主任老师很神秘，临出发的时候，他神情激昂，口吐飞沫。他说的什么，我没记住，唯一清楚的是，这次任务很神圣、很严肃、很光荣。到了细柳镇，镇街已是人山人海。各个学校、村子，都派了秧歌队，扭成舞蹈的海洋。我们只好跟随在长长的队伍后面，舞着，扭着，有一种巨大的力量支撑着我，让我不能停歇。我看到二蛋一手摇着绸带，一手扶腰，显出疲惫的样子。我看了二蛋一眼，二蛋急忙又扭动了起来，他一时惶急，没有踩上鼓点，踩在别人的绸带上，两人同时摔倒了。要是在平日，必然引起哄堂大笑，那天，没有一个人笑，大家只是愣了愣神，继续往前舞动着，欢呼着，像朝圣的信众，兴奋而肃穆。

二

一夜春风荡漾。然而，1977年，像一把刀子，扎在我的神经上。大姐在石砭峪水库工地务工，她认识了当地一个老乡的女儿，她们结拜为姐妹，我也叫她姐姐。大姐要参加高考，从工地回来复习功课。姐姐来我家，带了猕猴桃，核桃，还有野葡萄。整整一筐的水果，我还是第一次见，我眼馋、稀罕。山里人实在，那样满满一筐，不知道卖多少钱。姐姐来的时候，大姐去西安城里走亲戚，顺便打听高考的事。大姐刚出门，姐姐就到了。姐姐来过信，说是要来我家。当时通讯和交通不发达，一封信从山里走出来，还是在姐姐住在我家，玩了两天后才收到。我骑单车追赶大姐，直到桥梓口西夏家十字，我才追上了她。这中间，我骑车撞了人，是一位老师傅，或许是干部，因为他穿中山装。在那个年代，中山装是干部的标志。好在老师傅看到我还是个孩子，只警告我以后骑车子注意安全。他拍了拍蹭脏的裤子，让我走了。我很感激他，至今，那位师傅的样子，我还隐约记得。诗人周公度说他留在西安的理由很简单，是因为骑单车双手撒把，闯了红灯，在十字路口被警察拦了下来。警察没有训他，只是用力扯车把手。没扯下来，警察拍了拍手说，太紧了。他正纳闷，警察继续说，你既然不用车把，我给你摘下来。周公度扑哧乐了，警察也乐了，说，以后注意啊，就放行了。公度说，就这么简单的事，让他喜欢上了西安。他说，西安这地方好玩，连警察都有趣。

那年，大姐考中了，大哥考中了，全家人处于极度兴奋中。极度的狂欢，导致了极大的苦痛和失重感。大姐和大哥双双没有通过政审关，大学的门，向他们紧闭着。后来读叶挺的《囚歌》，有两句诗，表达情绪最恰如其分：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，为人进出的门紧闭着。我时常背这首诗，以此来泄私愤。对于一个长久被压抑的少年来说，唯一能表达情绪的，只剩下辱骂了。大姐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三天三夜不出门。母亲担心大姐想不开，寻短见，蹲在窗外，听动静。母亲听到的只是大姐在低声啜泣。除了啜泣，除了唉声叹气，除了压抑的不满，一个饱受欺凌、饱受屈辱的家庭，在这个时候，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第四天，大姐突然打开门，走了出来。大姐像换了一个人，双眼红肿、凹陷，人几乎站不稳。大姐没说什么，扛起锄头下地了。我没有搞懂，母亲没有搞懂。父亲粗心，还说，应该拿铁锨，而不是锄头。母亲背过大姐，用眼睛狠狠地剜了父亲一眼，用手指点着父亲，像点一个不懂事的孩子。大哥照样吃、照样喝、照样睡，像没事人。当我经历了更多委屈，还要强作欢颜的时候，才真正明白了大哥内心的苦痛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大姐明晰而透亮。大姐仅仅大我八岁，却像大人一样，照顾我。时间回溯到1974年，那年我八岁。在秋天狭长的甬道尽头，我看见越来越多的火红的叶子，正在飞落，一片落下来，又一片落下来，直至一棵树成为了无生趣的、赤裸裸的枯枝。孩子毕竟是孩子，无事可干的时候，自己找事打发时日。我捡拾各种各样的树叶，用竹签串起来，像一挂鞭炮。那个年月，没什么玩耍的工具，孩子们只能自己找乐子。我正玩呢，肚子突然疼，疼得揪心裂肺。母亲央大姐送我进城，去大医院看病。大姐骑着自行车，那是一辆除了铃不响，浑身都响的二八自行车，一路上颠簸得“哐当哐当”，颠得我肚子像是用棍子搅。我骂大姐，大姐停下来，给我揉肚子。就这样，走走停停，终于到了省医院，我肚子奇迹般不疼了。大姐问我，不疼了。我说，不疼了。大姐又问，真的。我说，真的。大姐搂着我，委屈地哭了。

三

1986年，我坐着马车进入省城。那年，接到录取通知书，我高兴不起来。父母把我养育成人，一心希望我考一个像样的大学，而我却不能令二老宽心。至今还羞于向人提起的学校，使我面对父母，有更多愧疚。那时，我们村子还没有通公交车，入学报到的时候，我是坐着马车进城的。我们村子有人赶马车进城拉污水，在田边挖一个大坑，蓄起来，沤成肥，灌溉农田。我就是坐着拉污水的马车离开长安的。

凌晨4点，污水车看着星月赶路，在黎明之前，必须越过未央路十字，像是经历一场战争，需要在某一时刻，越过封锁线。要是晚了，这段路禁止马车通行。九月天，天晴明透亮，星月安闲而和睦，光线柔和安谧。那天，月光似乎被玉米田滤过一样，镇定、温馨，丝绸一般，被清风拍荡着。只是黎明前的黑暗，让玉米地沉浸在灰褐色的剪影里，此时的星月更多了几分清明和神秘。到西安制药厂十字，马车继续往北，到白家口。我只能到这里下来，往东走。下了马车，我一路走着，一路打问我要去报到的学校。那天，我穿着母亲新买的衬衣、袜子、内衣和牛仔裤，背包装得胀鼓鼓的，还有一床被褥，扎成四方状，就像一包包装齐整的大点心。对一个吃苦的农村孩子来说，这些行李不算太重。我想尝尝，背着这么多行李，走在真正的古都清晨的街道上，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此前，能走在城市晨昏的马路上，是我这样一个乡下孩子的奢侈，但却是城市孩子的特权。我已经成为一个城里人了，当我到镇粮食所开出我的粮油关系，再到镇派出所开出我的户籍关系，那个戴老花镜的民警，从圆而厚的镜片后面，挑出眼睛，对我笑了笑，说，给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农村人了。不是农村人，我是什么人？城里人，我至今不认可。既然我已不是农村人，我就要享受一下城市的特权，我甚至想在马路中央撒泡尿。那时年轻，有这奇怪的想法不稀奇。起初走起来，感觉满好。但走着走着，这行李好像灌了铅，越走越重，越走越勒得胳膊酸疼，双肩发麻。那时我过于单薄消瘦，沉重的包裹压得我甚至直不起腰来，双胛骨，硬硬的，被褥的打包绳勒着，像要嵌在肉里，勒在骨骼上。我只好改坐公交车，我问清了路，就上了101路电车。当时，西安满大街跑着无轨电车。上车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坐几站路下车，每停一次，就是一站。我就数停的次数，数够了下来，却不知到了哪里。我真切地感受到，在这偌大的省城，我是多么渺小。单调得令人厌倦的情绪，缓缓地闪过发际，犹如暗灰色天空的云团，滚滚而去。秋日的燥热逼迫得人有些窒息。十字街头，犹如一股旋风刮过醉酒的欢笑和艳色的裙裾。商场里传出病态的、受创伤的欢乐，有些言不由衷，但那绯红的脸蛋和猩红的唇印，烘托出狂浪的笑，而眼中映照出的却是一座了无生气、跌跌撞撞的城市。热风从拥挤的街道，无法穿堂而过，只能在汗味的、熏臭的缝隙，找出小小的落脚之处，然后，寻找新的出口，磕磕绊绊地从一个街道跌入另一个街道，仿佛一个误入戏院的过客，怎么也无法找到突围的路径。

站在宽阔的街道，我茫然无措，像只无头苍蝇，乱撞乱飞。从清早一直到中午，我还没有找到录取通知书上所写的地址和校名。我又急又饿，汗水黏湿了衣衫，肚子呱呱乱叫。我蹩进一家岐山面馆，要了一碗哨子面和一个肉夹馍。一个人饥肠辘辘的时候，最家常的东西，才是最提神的。付账的时候，我向店老板问路，才知道下错了站。我纳闷，我数清了啊，老板说，再坐几站就到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单纯得竟然不知道，遇到红绿灯，车照样停。现在想想，那时的我多么幼稚，一个从乡村走出的孩子，多么土头土脑。

出面馆，一注秋雨兜头而下。秋天的雨，说来就来，一碗面的功夫，稀里哗啦湿了地，也透亮了我的心情。毕竟有了方向。人一旦有了方向，便有了奔头。之后，我时常走两站路，去那家面馆。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妇女，她的强悍和泼辣十分深刻。她操一口地道的西府腔，说话干脆利落。我去的多了，与老板娘也熟悉了。只要老远看见我，她就喊伙计端面，夹馍，还喊，多来点肉汁。我没有向她提起问路的事，那是我心中的一个疙瘩，化不开。

过了一个暑假，我再去那家面馆，门锁着，旁边贴一告示：家有急事，低价转让。我不由一懔，老板娘家出了什么事，需要低价转让铺面？我和她没什么关系，我为什么会心存担忧？一个人判断事物的方式，往往来源于他生活的环境和经历。比如说，我自小生活在被欺辱的环境中，我对弱者抱有潜在的同情。

有一家红木家具店，租赁我们学校的门面房。老板很有势，开一辆奔驰，总是飕一下划过眼前，像一道闪电。那个年代，奔驰就是财富的标签，是耍大牌的资本。有一天，他在店门前倒车的时候，撞了两个校友。一个虽然抢救了下来，但终生残疾。另外一个永远闭上了眼睛。我从店门前经过的时候，只看到地面上两摊未干的血迹，还有警察用白灰涂出的两个扭曲的人形。过了几天，店门上贴出告示：家有急事，低价转让。

同样内容的告示，让我自然对已知的事实和未知的事实之间产生联想。这同样是一种经历的暗示，环境的暗示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忙于各种事物，没和朋友们联系，也未更新博客。一位朋友打来电话，问我没事吧？她其实是带着关切的问候，“事”字却让我很是不快。正好，一件不愉快的事，缠绕着我。我反问，你觉得我应该“有事”吗？一句话，噎得对方半天没缓过劲来。

四

冬日的早晨，水一般澄澈的阳光，穿透窗玻璃，扑向淡蓝色的床单，奢华而张扬。嫩绿色的紫萝窗纱，浸透在阳光里，整个卧室弥漫着浓浓的、暖暖的浪漫和温馨。我站在窗前的阳光里，望着远处车来人往。阳台上的雏菊，还剩最后一朵，向冬日逞强。

一切都显得透亮，澄明，也有些妩媚，像是青春张扬在温暖的阳光里。轮滑少年，从眼前滑过，像是一阵风，迅疾而跳荡。还有，对面窗缝里挤出来的钢琴声，是《渴望》的旋律。我端起茶几上的咖啡杯，有浓浓的咖啡香。这怎么可能，到底是什么年代，一切都好像就在眼前，又那么遥远。窗棂呈现出灰白的影子，依稀能辨别出家具的摆设，简净而寥落。在半明半暗的影子里，一切显得安静、寂寞。生活虽然没有被磨砺损伤，但清楚额头已多了几道沧桑。钟摆发出迟缓的、一成不变的滴答声，仿佛老人微弱的喘息，空寂、落寞。

或许，这是1989年的夏天。我拿着派遣证，要去我工作的单位。那天，刮着大风，一场莫名其妙的风暴，吹着我单薄的身躯。我似乎迷了路，荒芜的小径杂草丛生，还有障碍物和飞扬的尘灰。我看到自己如疾风过后的枝叶，嗖嗖落下，一片一片，轻飘飘的。鞋带松脱了，在我弯腰系鞋带的瞬间，一声压抑的尖叫，伴随着玻璃碎裂的声响以及哗啦散开的玻璃渣，像晶亮的碎银散落一地。我脑袋“嗡”地一声，像电流激过，我瞪大了惊愕的双眼，心底抽出一口冷气。我经过的酒店，一块窗玻璃悬空落下，几乎从我的发梢擦过。要不是我低头，或者往前多走半步，我无法想象，迅速滑落的玻璃，撞上我脆弱的脑门将是什么样的结果。还有一次险情发生在我十岁的时候。一场暴雨，河水暴涨。只有河水暴涨的时候，才有浮力，我们才去河里游泳。等我们脱光了衣服，赤条条站在桥头，那湍急的水流，翻动的波涛，让我们却步了，谁也不敢往前移动。突然，谁推了我一把，我只感到自己瞬间悬空，栽下河水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等我醒来，我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有一个伙伴，跟我玩耍，将我推入水中。我毫无防备，头先下去，撞在一块石头上。这是一块不规则的石头，棱角分明。好在河水暴涨，有了水的阻力，减缓了我撞向石头的力度。即使这样，我的后脑勺开了半寸长的口子，迷迷糊糊漂浮在水中。一个过路人救了我，母亲哭喊着急忙送我到医院，缝了几针，至今隐藏在后脑的伤疤偶尔还会发痒，阴雨天，隐隐作痛。事后回想，要是水再浅那么半尺，以我幼小的头去撞巨石，简直就是以卵击石。也许是天意，也许是巧合。我相信天命，命该如此，或者说，命不该如此。

我人生中的这些小插曲，像一挂串珠，存在我的记忆中，时不时撩拨我思想的触觉。每每想起，总有些后怕，更多的时候，我心怀庆幸。我迷恋蓝天的高度，它更加接近我内心的向往。抬头望天，一个人发呆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上天不薄于我。在小河岸，我会坐下来，或者，沿着河堤，一个人静静地走，内心就有一种释然，一种无从有过的归宿感和虚无的力量。

五

乡村的回溯，从路开始。2011年1月，我踏上飞往古蜀都的航班。到了成都，对家的念想，具体到家人的身体。清明节放假，我回了一趟长安。记忆中熟悉的场景，突然变得陌生了、新鲜了。

我的目光完全可以自由选择，城市和乡村都在视野之内。越过一条脏污不堪的小河，眼前展开的是城市的喧嚣。站在河岸这边，我依然享受乡村的宁静和鸡犬之声。楼宇一座紧挨一座，在灿然的阳光下，向天空呼出神秘的气息。道边的美人蕉，还有不知名的花木，向周边倾情地释放出花香。回忆像古寺的钟声，从青春岁月向我传来。我的情绪被浓郁的花香，簇拥着，推向了极致。我向一座城市道别，像当年告别老屋一样，有着牵肠挂肚，有着寸断肝肠。心就像被掏空一般，再重的拳头，只是击打在绵软的面团上。

那天，刚一回家，发现厕所水管漏水，泄洪一样。给物业水电工打电话，告知下午过来。下午再打，却说第二天。第二天再等，还是没来，晚上打电话干脆不接。早晨五点，我再打，接了，说是中午过来。我的确生气，打通后，只问他什么时间来，他说今天。我说具体的，他说中午。

其实，我原打算给物业经理打电话的，物业经理和我有点私交，只要一个电话，他必然受到重罚。我不想把关系搞得太僵，毕竟我在外地工作，物业上的事，还需要多关照。生活中有许多事情，我们不得不委屈了自己，不得不忍着。我给二姐打电话，让她帮我找人修。二姐做防水处理生意，在这方面有关系。我在家排行最小，虽然人到中年，但在内心对两个姐姐的依赖很重。大事我能帮他们一起决断，家务事、琐碎事，我不知道怎么下手，总要找她们。不到十分钟，二姐来电话，说是他找的人在路上，马上就到了。放下电话不久，二姐又来电话，说是大姐被出租车撞了。我头懵了，问怎么回事？二姐说，大姐去探望母亲，路上被出租车撞了。修好水管，我急忙下楼，坐上车直奔县医院。路上，外甥女打来电话，说是不用去了，问题不大。问题不大也要去。外甥女婿最近休假，听到大姐被车撞了，两口子急忙赶到医院。外甥女婿人品很好，但性格倔强。他要打肇事司机，吓得司机往后躲。我姐夫说问题不大，他才没动手。

带上片子去找医生。我同学在县医院，大姐不让找，说是正常检查吧，是什么就是什么。现在好多人没事还讹人一把，大姐总是这么善良，厚道，不与人争。前不久坐飞机，看报纸上说解放军帮扶摔倒老人，被强索3000元。现在社会道德沦丧，世风日下，已是见怪不怪了，何况医院有关系，找他们把问题写重点，多要点诊疗费未尝不可？我姐夫说，人要靠手挣钱，靠那点昧心钱，发不了。再说了，钱从这里进来，不知从哪里就出去了。这话不错，我做了多年财务经理，做事一个原则，不亏公家，不为难个人。我对会计说，在职工医药费报销上，既要坚持原则，还要多站在职工立场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

不知谁说过，人一心软，上帝就找事。大姐夫因为心软，丢了工作。大姐夫刚从部队复转回来，在某局保卫处工作。局长被隔离审查，家属哭哭啼啼想见一面。姐夫开始不同意，但看到家属哭得死去活来，就答应只准见几分钟面，不准说与案子有关的话。我姐夫守在跟前，检查了家属带的物品，没有任何其他夹带。这事被人写匿名信告了，大姐夫因此被开除了公职。之后，大姐夫什么都干过，门卫、清洁工、搬运工，脏活累活都能干。后来做生意，客户信任他，生意一直做得不错。我大姐夫总是一句话，靠坑蒙拐骗只能挣一时的钱，不能挣长远的钱。人最大的本钱，就是实在。

昨夜又做梦了，不愉快的梦。前天做过梦，让我的内心不爽。起来，对着床头啜三口唾液，心下便已坦然，这是老祖母教给我辟邪的方式。好久不做梦了，这次是怎么了？昨晚梦见一个小孩子，拿着一把蒲扇对我扇风，拼力扇，几乎使出吃奶的劲儿。祖母告诉我，梦见小孩，近期要遇小人。我一向与人为善，谁会背地里给我脚下垫砖？毕竟是梦，还是不管它为好，但心里的不爽，自然影响到我的情绪。有限的梦中，还有过丧葬，是白色的记忆。有人抬着棺木从黑洞般的郊野踉跄而来，我无法知晓那个黑洞是什么样子，我也无法走进，唯一呈现在梦中的是混沌的黑，混沌的人，连那些着白色孝服的人们、抬官的人们，脸上也是模糊的。我一身惊悸，醒转过来，不知是白天还是黑夜。

我知道，我被梦魇了。这种感觉，像是人的灵魂即将出窍，一切都在梦的掌控之中。我惊惧、恐慌，浑身黏黏的，汗珠在额头滚动，如爬动的蠕虫。我不敢翻身，甚至无力打开床头灯。黑夜带来的恐惧，让我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。梦有时模糊，有时真切，恍恍惚惚似醒非醒，像中场休息，让意识继续流动，将尾声续完。有时，梦的触角撩拨得太紧，懵懵懂懂，毫无知觉，仿如惊鸿一瞥便已划过，不知了去向。更多的时候，我好像沉溺梦中，险象环生，无法逃离一个又一个的险境。我拼力挣扎着，挥舞着手臂，但梦却像一眼巨大的螺旋式的黑洞，我在无比强大的磁力中下坠、下坠，向黑洞的深渊跌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