暗器 // 吕虎平
[散文] 驶过记忆的火车
1
还得从我爷爷的死说起。爷爷死于胃癌，确切地说，是他忍受不了癌症的折磨，选择了自杀。他把自己像抹布一样，悬挂在大队磨房的横梁上。
磨房曾是我家的祖屋，爷爷亲手搭起的挑檐式四间大房，被抄家没收，归集体所有。爷爷是个倔强的人，死也要死在自己搭建的屋中，而且，睁圆了双眼，把房中的一切，盯牢了，盯死了，像一枚铁钉，攮进肉里，刻在骨头里。爷爷的脚下是踹坏的方登，那是大队的公物。公物不应遭受侵犯，尤其是一个戴“高帽”的地富分子，用于自杀这样的目的。骂骂咧咧的队长看都没看爷爷，一脚踹去，使本来已坏的方凳，一下子散了架。 碎片稀哩哗啦，在地上翻滚，最终被大房正中一搂粗的松木柱底座豁开，像快艇豁开的水浪。
看磨坊的是个鳏夫，这个时间他虚掩了门，在磨坊隔间午睡。爷爷说他出去一下，祖母问，出去干啥？爷爷只是摆了摆手，从柴房抽了一根麻绳出了门。看着直挺挺挂在房梁上的爷爷，祖母捶着双腿，骂他是个糊涂的人。对爷爷的一生，祖母用了“糊涂”这个词，我不以为然。爷爷本是个精明人，这一生怎么会糊里糊涂？在我并不完整的记忆中，爷爷给了我最原始的艺术熏陶。我之所以喜欢秦腔，跟幼时常随爷爷看戏有关。在那个年代，除了看真人演戏，没有其他娱乐项目。偶尔也有电影看，就是几个样板戏。细柳镇有自己的乡剧团，各村有各村的自乐班。唱的是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，偶尔也唱《窦娥冤》《状元媒》《三滴血》和《十五贯》之类的传统名剧，但这往往是谁家有红白喜事唱自乐班时，才偷偷地唱。我不喜欢老生的哇哇呀呀，也不懂青衣的幽幽怨怨。在整场戏的大部分时间，我都是爬在爷爷的肩膀昏昏欲睡，一旦丑角出场，我立马来了精神。我对秦腔的兴趣，从丑角开始。社会本是一个大舞台，有老生，就有青衣，有正旦，就有丑角。人在江湖，扮演着各自的角色。
爷爷的自杀，不仅仅是因为癌症，主要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爷爷的目标从曾经的高高在上，一下子降到生活的低处。一个腰杆硬朗的人，在温饱问题上，在生存问题上，变得很近、很鼠目寸光。他被饥饿绑架，软弱的胃，像被施了魔咒，只能向它抵押自己的灵魂。不仅仅是爷爷，在大饥荒年月，更多的人，把灵魂抵押给它。
爷爷死后，祖母随叔父迁居武汉。
2
第一次听说火车那年我七岁。在学堂里稀里糊涂坐了一天，我被大姐喊回家。大姐说，老家来人了。老家远在蓝田猿人遗址的公王岭下，很小的时候我随父母回过一两次，那时，我还少不更事，只残留下碎片似的印痕。老家来的是堂哥，大伯父的儿子。其实，他也不是从老家来，而是来自西安钢铁厂。说是老家来人，仅仅是关系的指涉。
就像打开一卷被风掀动的经书，记忆时而被藏在隐秘的洞穴，时而又曝晒在光天化日之下。那天中午，阳光火辣辣的，我跟随大姐往家赶。太阳烘烤过的碎石路面，被巷中人泼上井水，蒸腾起滋滋啦啦的暑气。我不顾燠热难耐，兴冲冲地跑回家，一进家门，看见一个挑夫挑着一担柴，自说自话地进了厨房。我以为母亲在厨房，跑进去一看，只有灶膛里烧着火，锅里的水泛着热浪，腾起滚滚水雾。我对着挑夫说，谁叫你进来的，出去，出去。挑夫将肩上的担子放下来，露出啼笑皆非的神情。他撩起衣襟扇了扇，不知是扇凉，还是在扇滚滚的雾气。大姐说，快叫哥，老家来的大哥。
记忆显得紊乱，像潦草的秸秆。那天，好像一家人坐了下来，说起堂哥要带我去武汉的事。祖母迁居武汉，我好久未能见到她了。这次堂哥出差，祖母捎话顺便带上我。去武汉，能坐火车，能吃白米饭，更能见到日思夜想的祖母。我把这消息告诉给小伙伴，小伙伴又告诉给其他人，很快，几乎整个村子都传开了。一件很小的事，在这个村子，就成了搅动村庄的大事件。然而，一切都成了泡影，或者，本来就是在我虚幻的经历中的虚构、假想，它让我误以为是真实。好像堂哥打算在我家住一宿，第二天一早带我直奔火车站。傍晚的时候，堂哥却被同事火急火燎地接了回去。来人说，炼钢车间流水线出了问题，停工了，厂长让堂哥尽快回去拿主意。来人开了一辆吉普车，这在乡下让人羡慕。村人朴质，像河里清澈见底的水，不虚假，不做作。那场景多年后想起来已经恍若隔世，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邻居纷纷挤进我家时的热闹。堂哥担任西安钢铁厂总工程师，这让我在同学当中最为自豪。那个年代，工程师是多么稀罕的称谓，何况是总工，以至于多年后，写《我的理想》，就是等我长大了，做一名像堂哥一样的工程师，修造世界上最大的火车、轮船。当然，我也有遗憾，失望，甚至恼怒，本来有一次坐火车远行的机会，就这样与我失之交臂，擦肩而过了。
日子像一团毛线，扯出线头，就在地上翻滚，或者，氤氲成模糊的轻烟。那天，堂哥离去，已经夜深，只留下几位近亲，坐在炕头说话。远处传来火车低沉的汽笛声，紧接着，隐隐的震颤渐渐推进到脚下，整个房子发出嗡嗡的颤音。我相信，那是一种极为有力的东西，从遥远的地方，撼动我脚下的大地。
3
从小到大，我很少见到堂哥。1986年冬天，我再次见到堂哥，他竟然变了人样，原先高大帅气的他，突然像是从工地刚刚爬出的民工，人瘦得像一把干柴，个子似乎也矮了下去，眼睛不聚光，缺乏灵气。我不知为什么？问母亲，母亲不说，从母亲的表情，我感觉他们对我隐瞒了什么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是因为堂嫂。堂嫂叫秀华，经媒人介绍与堂哥认识。那个年代，没有什么自由恋爱，媒婆牵了秀华的手，走进堂哥的单身宿舍，她就成了我的堂嫂。有一次我去堂哥单位，许多人都夸秀花嫂长得俊，像林青霞，说得堂哥心里美滋滋的，脸上泛着得意的红光。堂嫂过了门，话少，有时自言自语，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伯母有些担心，私下里留了意。有一天，她发现秀华嫂没事的时候，总要给河里扔石子，说是给鱼宝宝虾宝宝喂吃的。伯母说，鱼虾不吃石子。秀花嫂却争辩，硬说鱼虾吃，伯母心头掠过一丝隐隐的担忧。
堂哥发现秀花嫂有些不对路的时候，她已怀有身孕，生米煮成了熟饭。伯母讨嫌她，拿脸色给她看。堂哥一直想把秀花嫂送进精神病院一段时间，因为伯母不是很同意，也就没了下文。其实，绣花嫂不是精神病，是抑郁症。在那个年代，人们还没有这个概念，把精神异常的人，都称为精神病，也就是疯子。堂哥想，等一段时间，等她生了孩子一定带她去看病。可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，秀花嫂生了孩子，伯母说啥也要将她送回娘家。堂哥因为做钢厂总工，平日忙多闲少，不能常常在秀花嫂身边，觉得送回她娘家也许是更好的选择。毕竟秀花嫂不仅是妻子，而且还是母亲。看不到孩子，秀花嫂精神崩溃了。尽管有她娘家人照顾她，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，她总能在家人转移视线的时候，就跑出去了。有一次，她母亲方圆两三里都找遍了，也找不见人。正在着急不知怎么办呢，有邻居跑来告诉她，秀花嫂在护城河边拉住每一个经过她面前的男人，撩起上衣让吃奶。大部分男人会被她的举动吓跑，也有无耻的想要占便宜的男人，想拉着秀花嫂走。邻居拉她回家，她托着满是乳汁的乳房非要邻居吃。邻居尴尬羞愧，赶紧回来让她母亲去领人。她母亲去了，有人告诉她，秀花嫂被一个男人带走，往火车站方向去了。她娘家人张罗着四处寻找，堂哥也请了假，拿着照片，在火车站逢人便问。过了一个礼拜，堂哥回来了，一个人，面目全非。伯母说，儿啊，凭你的条件，再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没问题。堂哥只是懒懒地叫了一声妈，就躺在从前他和绣花嫂的婚床上。差不多睡了两天才醒来，醒来后他到厨房找来剩饭剩菜，开水泡了，吃了，然后，上班去了。
4
“呜—呜—呜呜—”长长的嘶鸣，从遥远的地方传来，低沉而有张力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那是火车的鸣笛。在乡间，更多的人不知道那声音来自何处。邻居大爷说，是土牛在哀嚎。土牛就是土行孙，是《封神榜》中的一个神仙。我有些疑虑，难道上古时代的神仙，化作神奇的怪物，在脚下挖洞，穿山。作为孩子的我，难免胡思乱想，难免心慌惊悸，难免在深夜被呜呜的鸣笛，惊醒睡梦。
又一次被惊醒，是在乡村露天电影场。那天，我和小伙伴挤在麦草垛上，呜呜的鸣叫，如雷动，如狮吼，如虎啸。我睁开惊悸的眼睛，只见眼前浓烟滚滚，一列长长的火车，冒着滚滚烟雾，从镜头远处向我驶来。这是根据刘知侠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改变的同名电影，已是我看过好多遍的电影。正是这部电影，成为我对火车原初的、时光深处的朦胧记忆。有一部电影，好像是《秘密图纸》，或者是其他，我实在记不清了。特务在火车上安放炸弹，让人惊悸。火车轰鸣着，滚动的车轮不断加速。观众发出了唏嘘声，人们在搓手，骂公安干警笨蛋。有人按捺不住，大声喊，快啊，快啊，就剩20秒了，就剩10秒了。其实，这是所有类型片的艺术手法：生死时速。
说实在的，目前，国产片尚未出现一部我心目中的经典，相比较而言，姜文的《让子弹飞》还能吊起胃口：几匹马拉的火车，加之老戏骨葛优的出演，一开场就产生了极强的戏剧效果。应该说，《让子弹飞》并非一般的喜剧，它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。当然，姜文在这部片子中，用力过猛、过狠，便多了作的痕迹。
有一部灾难片，是德意英联合拍摄的《卡桑德拉大桥》。一座即将坍塌的大桥，一列飞驰的列车，被人为地封闭并将其引向死亡之地。灾难片往往都有一个时间上的死限，它也许是一颗正在读数的炸弹，也许是快马加鞭的最后一分钟营救，也许化为一个赫然在目的数字与时间的争分夺秒。与所有的灾难片一样，生与死的矛盾必定以邪不压正的结局来解决：终于，抢在列车开上大桥前，旅客炸开了厨房，部分车厢与机车脱轨。无疑，这是一部经典的灾难片，灾难的情境显然来自文学的传统和巴赫金的对话关系。最直接的作用，更是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小说《鼠疫》：一种快速传染的病毒、一个封闭的空间，死亡威胁下人人自危，一个极富人道主义精神和性格魅力的医生，坚毅地面对一种荒诞境遇下的灾难和恐慌。
另有一部美国大片《源代码》，它不算经典，但我喜欢。杰克·吉伦哈特扮演的柯尔特·史蒂文上尉以指令程序形式，返回爆炸前的8分钟。这不是穿越时空，只是时间的重新组合。影片的最终部分出人意料，由悲情转为喜剧。8分钟的最后一秒不是人生的终点，而是新的开始。原以为只是重现记忆，却创造出一个新世界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平行世界。
想起《源代码》，我自然想起《新干线大爆炸》，虽然它们之间没有必然联系。我在电子市场偶然淘到这部电影，是高仓健和宇津井健两位日本教父级男性的巅峰对决。同样是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，列车上有一枚炸弹，只要列车时速减到80公里就会爆炸。这是死亡之地的生死时速，当然，像所有的惊险电影一样：炸弹被拆除，列车安然无恙。
5
因为电影给了我更多的意向，让我无数次以我的想象，在地上、墙上，用树枝画火车，以无限延伸，展示我心目中的火车。我曾以弱小的身躯，以垒积木的方式，搬动我家所有能搬动的东西，比如，一袋面，半袋米，十几把椅子，七八个方凳，一把铁锨，一柄锄头，祖母的枕头，排成长长的蛇形。还要有一截竹筒——火车的烟囱；一个风箱——火车的锅炉。然后，坐在小凳子上，嘴里发出“呜呜呜”的鸣叫，或者，唱起那个年代的流行歌：“车轮飞，汽笛响，火车向着韶山跑。”
有些记忆是抹不掉的。我看到我家后院的柴房，有一张案几，竖着一个写着字的木牌。木牌的前面放着一盘馒头、一盘水果、一盘点心，还有一个青瓦的香炉，雕刻着九只龙头。香炉里放着黄色的小米，插着三支香，冒着袅袅青烟。这是我偶然发现的，我差点告诉和我一同玩耍的小朋友。当我拿了一只苹果，跑出仓房，却被母亲惶急地拦住了。母亲的行动得偷偷进行，不能让任何人看见。我看见了，没有放在心上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却没能忘掉。母亲思量着把我送回老家，以免造成大麻烦。母亲说，孩子的嘴，把不住门。母亲说这话的时候，我隔着厢房的门帘听得仔细。母亲的声音低沉，偶尔还有叹息，父亲也有怨怼，怪母亲不仔细。父亲正抽烟，我听到他将烟锅在鞋帮上磕了磕，下了决心说，行，送回去吧。
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火车。事实上，我见到的火车，不是我想象的火车，干净的外表，绿色的车皮，没有烟囱、没有燃烧的熊熊火焰。我觉得它名不副实，没有火，何以称火车？站务人员手持竹竿、柳条，当空摇晃着、挥舞着、谩骂着。好不容易挤过了进站口，上车却成了问题，人挤人，行李挤人，车门挤人。有人侧了半张脸，有人干脆从别人的腿股间爬上去。有人拽了车门，行李被卡在后面，人悬在那里，上也不是，下也不是。世俗的日常，在火车狭长的空间，变得更加日常，一切在这里隐藏，一切又也在这里呈现。父亲挤上了火车，我却被落下了。父亲下来找我，车门关了。一声长笛，火车启动了，父亲蹲下去，抱了头，揪着自己的头发。
过后我才知道，为了那两张卧铺票，父亲动用了许多关系。在二十世纪中晚期，卧铺票是多么美丽而光彩的字眼，闪烁着幸福和地位的光芒，它能把人从硬座车厢拥挤不堪，难以插足的人身肉林中解放出来，放在干净舒适的宽松之地。有一年，朋友托我买张卧铺票，我找了各种关系，才搞到一张批条。我又像做贼一样，与人约在晚上八点，在解放路一条背巷，借着昏暗的路灯，附加了30元手续费，才拿到票。当我兴奋地告知朋友，得到一句，找别人买上票了。那个年代，火车票非常紧俏，没有拿到票之前，谁的心都是虚的，谁都会做几手准备。遍地撒网，广种薄收。听到朋友的话，刚才的成就感瞬间变成恼怒。紧接着是提心吊胆。因为我需要赶往车站，去卖掉它。本来已亏了30元，若在退票窗口，还要交退票费。我希望卖给其他旅客。卖给谁，怎么卖，会不会被当作黄鱼抓起来？这些都是摆在我面前的难题。尴尬、恼怒、胆怯，交替在我脑海闪现，我暗暗发誓，若再帮别人买票，我就是孙子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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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早听到低沉而有力的声音，是火车的低鸣，而且，我相信，我听到的仅仅是声音的一部分，更多的声音被风、空气、田野和树林消解了。
几张寻人启事贴在售票厅门口，或者是门外的廊柱和广告栏上，黑乎乎的字体，模糊不清的照片，指示着一个在人流中消失的人。在车站，一个人的消失是极平常的，他们大多从外地来，在某一个站下了车，从此就消失了。这些人的照片有些雷同，目光呆滞。长期的，或者偶然的，与我们不完全一样。偶尔也会有一张，显示其是正常的人，到这里下车后就再也没了音讯，他们的家人因此焦灼、惆怅，深受打击。
看着那些黑乎乎的照片，想起了我曾经的经历。父亲带我去武汉看望祖母，那是我真正意义的乘火车。我的诗歌中，无数次写到火车，源于那时的感觉。那天早晨，收拾好简单的行李，母亲又给纸箱里依次装上一袋核桃、一包红枣、几斤玉米糁。祖母迁居武汉，父亲难得在身边行孝，母亲希望多装点东西抵孝顺。在汉口站，我和父亲走散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似乎有一种东西，在阻碍着失散者和寻找他的人。那天，父亲被一个人拽着，非得让上他的车。也就在我因为好奇新鲜，四顾张望的瞬间，父亲从我的视线消失了，或者说，是我从父亲的视线消失了。要不是一位好心人带我去广播室，我可能也会被父亲将照片贴在廊柱上，同样是黑乎乎的照片，同样是家人的惆怅和焦灼。
武汉于我仅仅是一个地名，一个词汇，一个我陌生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在中国地图的心脏，具体丈量，稍有偏南，还有一座大桥，横跨长江，它让我想起一首童谣：“天上星，亮晶晶，我在大桥望北京。”更多的是电影《洪湖赤卫队》给了我很多想象的空间：满目湖荡，遍地鱼米。谁知，我与武汉竟以此方式接近。
7
对我来说，儿时的记忆，也许最幸福的体验，就是寒冷的冬天，坐在“咣当——咣当”晃动的火车上，去往遥远的地方。
在我九岁那年，家中发生了两件大事。那年夏天，我得了一种奇怪的病，浑身酸困无力，肤色蜡黄，严重时头晕呕吐。查不出病因，医生担心传染，我因此辍学。对我来说，离开学校并不是什么痛苦的事，在学校里，没人愿意跟我在一起。他们又红又专，闪闪发光，而我只是一个地主家的孩子。某种程度上，我的童年是在孤独的田地里自由遨游。很少有人关注我，或者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我也从来没有与人交流的欲望。多年以后，我才发现自己孤独郁闷的时候，是多么需要一个人坐在对面倾听。但在少年时代，我根本无此需求。辍学的那段日子，我待在家里。母亲在厨房为我煎药。那段时光，空气中总是漂浮着中草药清苦而清冽的味道。
就在我回家养病的那段时间，发生了第二件事。一天晚上，大队的磨坊，也就是收归公有的我家那四间大房着火了。干柴烈火，烧得整个天空红彤彤的，像被烧灼的云彩。为此，队长带人来我家，逐个训话，寻找纵火者。因为磨坊曾是我家的财产，我家的祖居，队长自然把我家列为第一怀疑对象。母亲怕我遭罪，借着我辍学，想把我送回蓝田老家。就在家人为我悄悄收拾行李，即将出行时，我的病奇迹般好了。
在六七十年代，我们的生活只有一种颜色，人们渐渐忘记了还有另一种颜色。我们的叙事似乎也只有一种方式，忘记了还有多种多样的叙事方式。火车作为交通工具，类同于马车、汽车、轮船和飞机。但我始终认为，火车是生活最为敏感的神经。如果说，公共汽车是一座小小的庭院，那么，一节节车厢连缀起来的火车，就是一个纷繁的社会。近三十年间，火车不断发生新的革命：蒸汽机车退出我们的视野，高铁时代已然来临。
前不久乘火车，发现火车外表换成了白色的烤漆，蓝色的腰线，快速跑动时，像一条飞动的白龙。 正是冬日，我出差山西。车过黄河，突然下起了雪。纷纷扬扬的雪花舞动着各种姿势，或飞翔，或盘旋，或快速坠落，消失在大河谷。那一刻，我异常沉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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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许是灵魂深处潜藏的情感共鸣，也许是因为我与祖母内心暗暗的共通，前一晚刚刚做了奇怪的梦，第二日就收到祖母病危的电报。几位亲戚聚在一起，摆满了一桌热腾腾的菜肴。突然接到电报，一桌家宴就这么散了。
我和父亲匆匆赶往武汉，没见到祖母最后一面，我们抱回了祖母的骨灰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农村依然实行土葬，父亲不能接受火葬的事实。火车发出凄厉的呜咽，父亲一路上呆呆地望着骨灰盒出神。父亲不善言辞，他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沉默。车到孝感，天空飘起了大雪。车窗外，漫天飞白。白霜笼罩的窗玻璃，犹如巨大的幻境，为我概括着南方的冬天。雪下得那么大，白花横扫天下，犹如大地贫血，或时空的追悼会。那时我已养成记日记的习惯，火车上，我写下几行似懂非懂的诗句：天已经黑了/我的良心犹如洒落的盐/远方空茫/一个人从自家门前逃离/却无家可归。
卧轨自杀，是后工业时代发展的产物。一天早晨，有人发现一具尸体挂在铁路桥上。从被撞得血肉模糊的尸身，依稀能辨别出一个人的特征：男性，五十岁到五十五岁，枯瘦，头发蓬乱，长至颈部。右手残疾，断有食指。死者被拍了照，照片贴在电线杆和车站广告栏处。最能代表特征的右手，是指涉死者身份最大的可能。有一次，我去朋友家，朋友的小儿子抱着一辆电动玩具火车闯了进来。朋友把他抱了出去，转眼间小家伙又溜了进来，嘴里时而发出轰轰声，时而发出嘟嘟声。玩具火车从我脚边经过时，我突然感到地板在震颤，茶杯的水随之微微颤动。紧接着，我听到屋外一辆重型卡车轰然驰过，吱嘎一声停在街口，半空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尖叫声。我正欲起身向窗外探望，朋友说，没事，是个疯女人，每天站在路边拦车。朋友接着说，这个女人原本不疯，去年中秋节，她的儿子骑车过马路，被一辆疾驰的拉土车撞飞。打这以后，她就疯掉了，无论刮风下雨，都会站在路边拦车。起初，邻居们还同情她，劝她，她不听，拽她，她不走，时间长了，大家有些厌憎，也就漠然了。再去朋友处，问起那个疯女人，朋友说，别提了，有淘神的孩子指着不远处的火车道，告诉她，她儿子是被火车撞上的。结果，她去拦火车，被火车撞飞了。她不知道火车的力量有多大，把人撞出去，砸断了一棵碗口粗的树。
爷爷自杀于上世纪60年代末，祖母病逝于70年代末，再过10年，一个叫“海子”的诗人在河北山海关卧轨自杀。他否认了前五次遗书，最后只剩下两句话：“我叫查海生，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。” 那天，我正在大学的操场打球，一位诗友从西北大学赶来，他找到我，哭丧着脸说：海子自杀了，卧轨自杀。我问谁家孩子自杀了？诗友怒目圆睁，他对我出离愤怒。我不以为然，那年月，有许多事情需要我关注，一个诗人的死，微不足道，一场大风，便吹得无影无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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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，更多的人，在现实中感受到的喧嚣，往往与西方油画上的静物不是一回事。世界上更多的事物并不仅仅由花草构成，寂静的画面，仅仅是为了装饰枯燥、贫乏的日常生活。
我带着五岁的儿子，从西安到兰州，去看望岳父母。车过天水，已是凌晨，原本寂静的夜，却被这刺耳的鸣笛打破。这是去兰州途经的一个大站，我看到拥挤的人群、奔跑的人群、抱怨的人群、愤怒的人群、忧郁的人群，他们带着各自的表情，蜂拥而来，像泄闸的洪水。做生意的推着小车，有方便面、矿泉水、烟卷，还有卤鸡蛋和德州扒鸡。我对火车上的东西一向心存疑虑和拒斥，虽然孩子有些饿，但丝毫没有挑起我购买的欲望。邻座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，拽着一只德州扒鸡，两手一掰，一撕，狼啃了起来。卖扒鸡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，胳膊黑得像抹了桐油，肩膀上纹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龙。他好像故意似地，对着儿子喊：“扒鸡。香喷喷的扒鸡，正宗的德州扒鸡！”儿子望一眼卖扒鸡的，又望一眼邻座，哇一声哭了起来。我曾经给孩子讲过叶公好龙的故事，每次看到龙的画像，儿子就害怕。我灵机一动，指着小伙子的纹身吓唬他。他急忙缩进我的怀里，再也不提吃扒鸡的事了。看来，恐惧往往能狙击来自外部对一个人各种各样的诱惑。
坐着摇摇晃晃的火车，最容易犯困瞌睡，不知不觉，我又睡着了。再次醒来已接近清晨，虽然没有睁开眼睛，但我能感觉到车窗外透进来的橙色微光。我一动不动，希望睡意能够再次来到，好返回刚刚中断的梦境。梦里是咖啡馆门口那条窄窄的甬道，春天刚刚到来的样子，两边的樱桃树卸去冬装，疯狂地绽放出粉色的花蕾，即使在梦境中，我也能感知空气里馥郁的芳香。我大概在上班的路上，心里充满被梦境放大了的喜悦。我加快脚步，能听见自己的喘息声。其实，一旦睡醒，我就再也不能回到梦中了。再美好的梦，都是难以重复、难以复制。六点钟，车到夏官营，火车需要片刻停留，好像是等待进站的指令。我摇醒儿子，告诉他，马上到兰州了。孩子第一次坐火车，感到好奇，晚上睡得迟，早晨起不来，我捏了捏他的鼻子，这才睁开惺忪的眼。
火车上有偶遇，也有奇遇。两个同事外出讨账，一个人在火车上黑了所有钱款，欲嫁祸于另一位同事。我曾在去汉中的火车上，见到了小偷。凌晨两点多，他鬼鬼祟祟翻乘客的包裹。我刚想喊，却被同事拽住了。还有一次，在去郑州的火车上，遇到了抢劫团伙。四五个人，戴着黑色头套，拿着刀棍，这场景我只在警匪片中见过。没想到，现实中我竟然能遭遇。这些经历已经过去十几年了，想起来后背发凉发怵。当然，火车上也有温馨、也有恋情。一对男女，因为几句搭讪成为恋人。前苏联电影《两个人的车站》将这样的情感演绎得恰如其分。
10
我想挣扎着醒来，这个过程，似乎很长。
我看见窗外透进强烈的光，如同在晴日正午的阳光下，热烈而刺激。我对着自己喊，起床了。可是，怎么也无法睁开疲惫的双眼。我感到了一阵又一阵的震颤，是有节奏的震颤，有规律的震颤，宛如爆炸般的震颤，接着是剧烈地摇，好像一个人推着我狂奔，我似乎睡在一个不规则婴儿车里，车子在一个下坡失控了，一路颠簸着向前，冲进一片黑暗中。这是一种焦虑症，让我误以为乘着摇晃的火车，奔走在旅途。近代人发明了火车，应该说方便了人们出行，然而，多数人并未感到方便，而是显得更为焦虑和恐惧。焦虑是现代城市的流行病，谁没点焦虑，仿佛与滚滚向前的时代脱了轨。一个同学因为抑郁症，拉开狂奔的火车窗，跳了出去，这又是另外一种焦虑，是一种新的社会病。
在车轮滚滚的瞬间，乘客仿佛在电影中，有时是一个镜头，有时是一组画面。这些片段是流动的、堆积的，生活便成了过程。每次出行，火车都有其目的，若不能抵达，便是无谓的奔走。很多时候，踏上列车，我的感觉开始错乱，吃不准一脚踏进的是过去，还是现在。在过去年代，年轻人被命运的力量打散，被火车承载到四面八方，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，这是时代的烙印。现在，更多的人被火车载向他乡，又在某一天被载回来。整个中国都被火车拉着走，谁也不想被落下。
休谟说，如果没有记忆，我们永远不会有因果关系的概念，因而，原因和结果的链条也将不复存在。关于火车，每个人都有着太多的记忆，这是整个中国的记忆。一个是成长的记忆，一个是生活的记忆。成长的记忆，因与火车之间的链条，使生活的记忆，走向更加遥远的昨天，而与火车相关联的往事，与现时成为一种缅怀与参照。
有一天，我穿过田野，站在穿越乡村的铁道线旁，时间似乎静止，呼吸似乎减缓，对于我，这永不消失的时间宛若我的前世今生。我看到了涵洞，感知到远方传来震颤的力量。这是奔走在乡间的火车，在某个特定的时间，摇晃着大地。这里离我的村庄何其近，又何其陌生，我从来没有时空抵达的区域。
人到中年，客居异乡，对我来说，心里总有隐隐的痛，也有莫名的不安。我的不安，也许是一种预感。那天，我与几个朋友小坐，推杯换盏，把酒言欢。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，催促我回家。母亲说，堂哥病危了，希望我送他最后一程。火车已经不能满足我对时间的需求，我看了看表，还来得及乘坐最后一班赶回西安的飞机。一场欢宴，因我的提早离座，显出一阵潦草慌乱。当然，即使不是因为的我的原因，这场宴席终究要散，是啊，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